端午回樂生 紀錄片觀社會對話

【記者范新玉專題報導】民國一一四年端午期間，紀錄片《樂生》重映，讓院民與藝術家共同創作的影像重新回到大眾視野。五月三十日不僅是象徵團圓的重聚，更是對院民而言重要的「530方案」。共同見證院民在國家政策與社會偏見中的掙扎，也映照出台灣社會面對歷史與人權議題的多元對話。

隔離後的家園，院民想守護的鄉土

　樂生療養院創立於民國十九年，是台灣第一間痲瘋病療養機構，專治慢性傳染病與痲瘋病。由於當時缺乏特效藥，社會普遍認為痲瘋病無藥可醫且傳染力強，日本政府強制將病患集中於樂生院，許多人以為自己只需要隔離一段時間，卻終其一生無法離開。

　民國八三年，捷運新莊線機廠選在樂生院原址建廠，工程開工後拆除近七成建築。當時社會正值解嚴後農工運動興起，然而院民維護家園的行動，卻被外界批評為「骯髒人不要學人抗爭」。在民間持續陳情下，行政院在民國九六年承諾「原地保留九成為最高目標」，卻在同年五月匆促通過「530方案」，拆遷並重組九棟樓房，破壞了原本的承諾。樂生院位於山坡地，拆遷引發走山危機。訪調隊成員巫宛蓉回憶，當時每週到新建大樓量測裂縫軌跡，蒐集證據要求召開工程會議，最終才改變工法。

再現真實，院民共同參與紀錄片

　二〇〇六年，台裔美籍導演張文馨以鏡頭紀錄樂生院民的生活與抗爭，拍攝了《樂生》紀錄片。張文馨表示，當時受公視邀約，帶領藝術家及學生前往樂生院拍攝，為了讓更多人認識院民的故事與處境。每週製作團隊都嘗試不同方式與院民一起編寫劇本，有時甚至沒有拍攝影像，只是單純陪伴聊天、協助打掃，這也是為何片頭會寫著：「與樂生院民共同製作」。

　《樂生》的製片姚瑞中指出，當時台北正值大規模城市更新，政府徵收並改建多處公共藝文空間，包括華山酒廠、南港展覽館、板橋酒廠、松山菸廠及寶藏巖，都轉型成文創園區。這種做法引發藝術界的不滿，許多藝術家因此投入抗爭，紀錄院民的行動，為樂生的抗爭過程留下了珍貴畫面。

跨出步伐，見證樂生裡外的多元聲音

　政大台文所副教授陳佩甄分享，她在民國九四年，和一位患有小兒麻痺、雙腿無法直立的長輩，一起參與「從古亭捷運站徒步走到樂生院區」的靜默行動。陳佩甄認為，雖然樂生運動最後沒有成功，許多想保留的事物無法留下，也是那個年代多數社運面臨的結局，但當挫折與失敗成為世代共同的經驗，樂生院民承載的沉重歷史，會讓年輕人看見自己的渺小，便不會以自我為中心，促使自己繼續努力。

　樂生保留運動組織者張馨文表示，樂生自救不僅關乎空間的封閉與開放，更涉及院民是否獲得國家照顧及社會的理解。「原地保留」是抗爭常見的口號，但對院民而言，這個詞彙不是他們常用的，是外界為了幫助院民，讓他們能表達不只是「自己捨不得搬遷」的立場。

　張馨文認為，院民長期受管制和隔離，難以對抗管理階層的壓迫，她說：「有人願意跨出這一步反抗，也有人認為政府的決策有道理，無需多做抵抗，這部紀錄片真實呈現了樂生這個多元且包容的小社會，讓觀眾看見各種不同的立場。」二十年後的今天，樂生院區依然醞釀著新的力量，告訴我們文化與人文的關係，或許不是進步與守舊的二元對立，而是更深層次的理解對話。